林语堂:中国人的性格 消极避世  如果说在遇事忍耐上中国人是举世无双的,那么在消极避世上中国人的名声就更大了。这一点我认为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。在一本英文经典小说《汤姆·布朗的学生时代》中,布朗的母亲在他临行时嘱咐他要“抬头挺胸,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”,然而中国母亲与儿子分别时通常的嘱咐却是“不要管人家的闲事”。这恐怕是再明显不过的对比了。这种不同是因为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会中,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,它有一定的吸引力,有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吸引力。  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性,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物,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。法国文艺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丹纳(Taine)说过,美德与恶习有如红糖与硫酸。如果不这样绝对地看问题,我们至少也可以赞同以下这个普遍的道理:即任何一种美德,如果在社会上推行后确有明显效果,这种美德就会被普遍鼓励,并被认为是生活的一部分。  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,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,总是不大正常。换句话说,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“活命价值”。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,都有公众精神。中国的那些热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“参与公共事业”表示出极大的热忱。但是大约在25~30岁之间,他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(如人们常说的那样“学乖了”),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,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等文化习性的养成。这种品德的获得,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,另一些人则因为自己曾吃过一两次亏。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,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,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,吃一次亏就够呛了。  消极避世的“活命价值”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,即由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,人们参与公共事业——“管闲事”——就有相当的危险。我们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,邵飘萍与林白水,19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,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,变得“聪明起来”。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。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,像西方外交家们一样,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,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,并像他们那样,对此感到自豪。(中国一家历史最久,规模最大的日报,《申报》,以前曾以自己的编辑方针出名,并乐此不疲,即⑴登载国外而非国内之事;⑵处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问题;⑶讨论一般而非具体的问题,如“勤奋的重要”,“真理的价值”等等。)然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;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精神,那是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,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。然而没有这种保障的时候,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,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。  换言之,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,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。它是自卫的一种方式,我们培育这种品质,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。中国有名的淡漠的凝视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凝视,有其深刻的文化与自律的背景。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证明:中国的强盗土匪们并不依赖法律的保护,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消极避世之好,他们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最勇武、最有骑士精神、最有参与精神的阶层。中国的骑士精神被称为“豪侠”,并总是和《水浒》中的强盗联系在一起。人们在阅读过程中,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冒险活动产生共鸣,产生了一种间接的经验,从而感到很愉快,这就使诸如此类的小说大受欢迎,正如美国许多老处女们欣赏埃莉诺·格林①一样。于是,强者有参与精神,因为他们有力量参与,温顺者——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——消极避世,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。  ①埃莉诺·格林(Elinor G1yn,1864~1943),英国女小说家。  这一点可由魏晋历史来充分说明。当时文人们不参与国事,并因此受到人们赞赏,结果国势衰微,北部中国继而被北方骠悍的民族所征服。魏晋的文人崇尚饮酒和“清谈”,醉心于道家的虚幻境界,炼长生不老之丹。这是自周汉以来中华民族政治上最消沉的一个时期,代表了民族退化的顶点,导致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沦亡他族的结局。这种对消极避世的狂热追求,是不是人的天性?如果不是,又作何解释?历史明确无疑地揭示了问题的答案。  汉末前后,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。事实上,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。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“大学生”有3000多人,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讨论,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,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。然而由于没有宪法保障,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。二三百个学士,有的是全家,都被处死、流放,或监禁。这是在公元166至169年发生的事,史称“党锢”。这次镇压如此彻底,如此广泛,整个运动即刻夭折,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。从此就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、女人、诗、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。有些文人学士甚至在深山筑泥屋藏身,屋内无门,只修一小窗,供送食用,如此至死。另一些学士则乔装为樵夫,并谢绝亲友来访,以免被人认出。  随即又产生了竹林七(www.lz13.cn)贤。刘伶,一个了不起的诗人,常常数月不停地痛饮。他坐车旅行,通常携一壶酒,一把铁锹,一个仆人。出发前,刘即嘱咐仆人:“死,便埋我。”人们对他很崇拜,并称之为“贤”。当时所有的文人学士都倾向于要么过纯粹的田园生活,要么极端地耽于声色,要么极端地肤浅。另一位大诗人阮咸与其侍女有不正当关系。一日正在外与朋友饮宴,忽然听说妻子把这个侍女遣散了,他立刻向朋友借马去追赶那位侍女,追上后将她扶上马,带到酒宴上朋友们面前。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自己的慧黠受到人们的钦佩。人们敬佩他们犹如小乌龟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。  这里我们似在确切指出我们政治体制的致命弱点,并探讨消极避世的来源,也正是这个消极避世方能解释“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”这个狼藉的声名。根治的方法似乎很简单,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,然而现在仍旧没有人看到这点的深远意义。没有人渴望获得这种保障。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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